崔杼立齐庄公为齐国国君，但齐庄公后来和崔杼的妻子通奸，于是崔杼谋画杀掉齐庄公:崔杼称病不朝，齐庄公借探病为由到崔杼家想和崔杼妻子通奸，崔杼就趁机在家里杀了齐庄公。这就是崔杼弑君的典故。
应该是左丘明 。
丘明（姓姜，氏丘，名明），华夏人，生于前502年，死于前422年，享年80岁。丘穆公吕印的后代。本名丘明，因其先祖曾任楚国的左史官，故在姓前添“左”字，故称左史官丘明先生，世称“左丘明”，后为鲁国太史 。左氏世为鲁国太史，至丘明则约与孔子（前551-479）同时，而年辈稍晚。他是当时著名史家、学者与思想家，著有《春秋左氏传》、《国语》等。左丘明的最重要贡献在于其所著《春秋左氏传》与《国语》二书。
左丘明知识渊博，品德高尚，孔子曾以左丘明为楷模谈论自己的做人原则，孔子言与其同耻。曰：“巧言、令色、足恭，左丘明耻之，丘亦耻之；匿怨而友其人，左丘明耻之，丘亦耻之。”（《论语·公冶长》）也就是说，甜言蜜语、谗言媚色、卑躬屈膝，这种态度，左丘明认为可耻，我也认为可耻；隐匿怨恨而佯装友好，左丘明认为可耻，孔子也觉得可耻。孔子评价左丘明的这些话，反映出左丘明是一位诚实耿直、品德优良的人，这与秉笔直书的春秋史官文化精神是一致的。
东周史官地位比西周下降，已经不能代表神权决定国家大事，只是文化宗教的首脑对国家和王负责。
西周时期，生产力有了提高，神权受到冲击，由此带来的结果就是史官地位的下降。史官只是文化宗教首脑，不再参与国家军政大事的决策，这个任务交由公卿、士大夫来完成。
东周时期，史官有了明确的分工，太史负责历法和记载国事，太祝负责祭祀，太卜负责占卜，内史掌管策命和记载周王的言论，御史负责保管档案。值得一提的是，史官们秉笔直书的优良传统也是在这个时期形成的，君主的善恶是非，都直书不讳，他们视此为天职，甚至愿意为之献出生命，
“世有史官，以司典籍”，语出《后汉书·班彪列传》“讥正前史得失略论”，清严可均《全后汉文》题作《史记论》。这一篇在后代看来语出平常，但从史学史视角来看，其应为我国现存的第一篇系统的史学史论文。文中以当时的认知论述了自上古以至于汉的史学发展情况，但对于史官缘何产生，没有论及。后来史官建置则更不是他所能及的。对于前者，不能说是他的疏忽：时光轮转，古代的一些事情，在当日为常识日用，于现代人却如蒙昧谜团，是经见的。也由此可以看到在文化传播过程中的一些裂痕！对一些重要的命题，在文化自觉的过程中，是必须要探究的内容。所幸典籍俱在，脉络可寻。
关于史官缘起，及历代史官建置源流这两个问题，在任何一部史学史著作中都有清晰的论述，限于篇幅，在这里主要简略的说一下个人的看法。
总体上来说，史官出于政，然后衍生为学。因此，对于史官缘起这一点，首先要理解史官的职能。
所谓“史”，执策记事是本义，藏往知来是史职。“藏往”是本，“知来”是用。
周官五史，俱主文献，然而执掌文献是“藏”，记述往古也是“藏”。可与比拟的，如个体的记忆力，在心理学上，记忆力为“识记、保持、再认识和重现客观事物所反映的内容和经验的能力”。是测评个体智力的重要指标。而史官的诞生，则可以说为一个族群建设了强大的记忆力，并逐渐丰富为完备的知识库。
中华文明一直被认为是一个早熟的文明，可以说，在其生成及成长过程中，史官制度的存在，功莫大焉。
故而，纵然抛却传说记载，按以上所述推论：中国史官的源流，与中华文明史的发展应是同步的。
至于中国古代史官主要职能的演变，以汉代为分界，经历了“天官”和“著作”（曹魏始设著作郎）两个发展阶段，司马迁说“究天人之际，通古今之变”，说的就是这两方面。
前者指向天地变化，主要用于指导生产生活；后者指向人事，用于塑造社会政治，影响人生进退！
在汉以后的正史中，天官学仅蜷缩在律历、天文、五行诸志。所谓天道远，人道迩，这也是人事渐繁的必然结果。另外，自颛顼绝地天通以来，由此所形成的由帝王独家为天代言的政治传统，也促成了天官学的式微！由此成为专门，从汉代的太史令到清代的钦天监，就是如此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