这应该是好几个方面的原因造成的。
首先,科举制度的确立与完善。
在当时,中考、高考、国考的主要题型,基本都是以诗赋为主,想要出人头地、出仕做官,会作一手好诗是标配,于是促进了诗歌的普及和繁荣。
其次,各种思想文化交融。
我们都习惯称唐朝为“***”,“大”是风范、是胸怀、是包容。她对不同文化的兼容心态创造了有利于文化繁荣的环境。
最后,创作群体的扩大。
作诗成了当时大多数读书人谋生的手段,诗人群体也由魏晋时期的贵族小圈子扩大到社会各阶层。
皇帝开风气。唐太宗就是个英明神武又风雅绝伦的皇帝,诗文书法都很精妙。皇帝带头,引领风气,自然举国相从。有唐一代开科取士,可以诗词答卷,凡有意功名之士子,谁不踊跃学诗。又唐代风雅流传如风过木,诗歌谱曲之后天下传唱,大大提高个人知名度。
由此可见,在唐代,诗歌可以媚上(取悦皇帝),可以登科(做官),可以扬名,还可以谈情慕友。
那么,唐代的人们,何乐而不为呢?
唐朝是封建王朝中版图最大,也是当时世界上最为强盛的国家,伟大的丝绸之路由此发端,“贞观之治”、“永徽之治”、“***盛世”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是发展的代名词,“唐装”到现在都是国人“标签”式的服装……这些,都在客观上催生了中华文化宝库中的明珠——唐诗。唐朝诗人多、***级的诗人多,除去经济发展、文化沿袭,还有很多值得敬服、深思的地方。
第一,唐朝时的诗人们有话要说。唐朝是唯一没有修建长城的封建帝国,深层的意味就是,这是一个“开放型”的国家,内部人口可以自由流动,对外开展自由贸易,在经济繁荣活跃的同时,人们也在走出去、引进来中,开阔了视野,增长了见识。古语说,诗言志。广大的诗歌工作者们,当然不会辜负这大把大把的素材,他们或寄情壮丽山河,或乐守田园小舍,或执干戈戍边,或登庙堂报国,浪漫主义、现实主义、批判现实主义、魔幻现实主义等等艺术风格,都可以尽情抒发,都可以找到知音,都可以实力圈粉,好的诗歌如雨后春笋,又如芝麻开花,既让人应接不暇,又让人叹为观止。对此,真是没啥说的,只能说,厉害了,我的***!
第二,宽松的政治环境让诗人们敢写。唐朝是一个充满自信的王朝,历代皇帝都坚持了唐太宗“开门纳谏”的好作风,为了显示大国之君的风范,在文化上他们允许有不同声音,也能容忍诗人们的“犯上”之举,最典型的就是大诗人李白,他参加了永王李璘的“叛军”,而且写了十一首《永王东巡歌》来造势助阵,可谓人证物证俱在,但最终的处理结果也只是“赐金放还”,如此的轻描淡写,这在以前和之后的朝代里,都是没有过的!而且,唐朝的皇帝们多喜欢诗,有的还是诗歌的超级粉丝,就以唐宣宗李枕为例,在诗人白居易去世后,亲自写了一首悼亡诗,被公认为是白居易的盖棺之论。其中“缀玉联珠六十年,谁教冥路作诗仙;浮云不系名居易,造化无为字乐天”,抛却他的皇帝身份,就诗作而言,立意新奇,构思巧妙,也属上城之作。对文人的宽容,我又能说什么呢。
第三,诗歌也是诗人们的通达之路。在唐朝,诗是科举考试的重要内容,传统的的士大夫一直把“修身、齐家、治国、平天下”作为座右铭,“诗而优则仕”是那时大多数诗人的奋斗目标。在这样的大背景下,诗作可以说是诗人们登堂入室最好的名片。据说,当时还是穷小子的李贺,凭着《雁门太守行》一诗,引起了文坛大咖韩愈的高度关切,极力促成其入朝为官,虽然因“名讳”问题,李贺最终未能入仕,郁郁而终。但我们从中不难看出,在唐朝,要当官还是要凭真学问的。宽松的政治环境,浓厚的诗歌学术氛围,光明的前景未来,给了诗人们创作***,李白、杜甫、王维、白居易、王之涣、李贺、贾岛……一长串的名字为***代言,这是一个诗歌的时代,也是一个文化生机勃勃的年代。
先说一现象,丰年粮食不但产量高,而且质量好,可是丰年的粮食价格却绝对不会高。这是自然规律和经济规律。
每一个时代都有本时代的主流文化,我们常说“先秦诸子散文、楚辞、汉赋、南北朝民歌、唐诗、宋词、元曲、明清***”等。每一个处在当时环境中的人,受到了独特的文化熏陶。随便一出口,就是锦绣文章。这也几乎是文学界和史学界的定论。
唐朝诗歌发达到什么程度呢?可以说在唐代诗歌创作成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。
骆宾王七岁吟《鹅》,创作背景没有史料可考证。但七岁能作诗,在唐朝没有人感到奇怪,让人感到奇怪的是骆宾王七岁作的诗竟能流传下来,这才是奇迹所在。
薛涛爸吃完饭,搬个凳子坐在梧桐树下,随口吟出:“庭前一梧桐,耸干入云中”。一个五六岁的娃娃(薛涛)竟能随口对出“枝迎南北鸟,叶送往来风”。涛爸并没有欣赏薛涛的才气,而是把薛涛打了一顿。原因是薛涛所对的诗句中“充满了风尘女子的生活气息”。薛涛爸为什么不赞赏薛涛的才气呢,原因很简单,涛爸认为薛涛能对诗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,不值得大惊小怪。这就像我让一个十来岁的娃娃给我拿本书一样正常。他拿不来书或拿不动书才不正常。
唐朝人约朋友用诗:“绿蚁新醅酒,红泥小火炉 晚来天欲雪,能饮一杯无?”打听消息用诗:“洞房昨夜停红烛,待晓堂前拜舅姑,妆罢低声问夫婿,画眉深浅入时无”。回答问题用诗:“越女新妆出镜心,自知明艳更沉吟。齐纨未足时人贵,一曲菱歌敌万金”。赴宴用诗《过故人庄》,答谢用诗《赠汪伦》,甚至骂人也用诗:“种桃道士归何处,前度刘郎今又来”。
再丰收的年景,如果没有提倡和引导,那么农民的种粮积极性不会持续下去。诗歌创作也是这样,唐朝统治者的提倡和褒奖,也给诗歌创作创造了一个灿烂的平台。武则天置袍征诗,让天下才子十分向往,最后袍子被宋之问取走,宋之问的德行之差在历史上是臭名昭著,可是诗作得好,后代人就没几个关注他的恶劣品行了。皇帝要给韩翎升官,中书舍人问是哪个韩翎,因为当朝有两个韩翎。皇帝说:“写下了春城无处不飞花”的那个。因诗句出名而升官在唐代不在少数。这种激励机制是持久的,更好地***了文人创作的细胞。
韩愈的诗集里有大量的宴席对句,宴席上指定某韵脚,一个人说一句,八个人(古代都是八仙桌)正好做出一首律诗。读者君明白了律诗为什么是八句了吧。这种雅兴长期在士大夫中间流传,直到明朝还很盛行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