邓艾偷渡阴平，江油守将马邈投降。但邓艾的处境依然困难，从江油到涪城，还有一百五十里的危险山路—左担道。为什么叫左担道呢？因为在这条路上，一个人挑着担子在道上走，路太窄了，只能用左边肩头挑而不能更换，可见道路险峻。如果蜀汉军队在这条路上设防，邓艾会被困死在山里。
后主刘禅派诸葛亮之子诸葛瞻迎敌。诸葛瞻的部队核心成员，包括张飞的孙子张遵、黄权之子黄崇、李恢之子李球，跟诸葛瞻一样，都是根正苗红的“红二代”。黄崇对诸葛瞻说：“宜速行拒险，勿令敌入平地”，跪在诸葛瞻面前叩头流血，没有被***纳。
诸葛瞻为什么要这么做呢？一种解释是他过于自信，觉得自己兵多，能打一场大胜仗来鼓舞士气。如此一来，蜀汉军队放弃天险，蜀兵的山地战优势拜拜丧失！
诸葛瞻所自信的，可能是自己的阵法能力。诸葛亮发明了八阵图，对阵法的研究无人能及，即便是司马懿，也只能躲在军营里，接受女人衣服被侮辱，不敢出来跟诸葛亮决战。在诸葛瞻看来，自己在平原上，也足以将邓艾打垮。
邓艾长途奔袭，带兵又少，若诸葛瞻能占据有利地形，进行有效防守，邓艾是没有多大胜算的。这一点，一般的军事将领都看得出来，而诸葛瞻没看出来，可见诸葛瞻军事才能之低。
陈寿《三国志》的评价：瞻工书画，强识念，蜀人追思亮，咸爱其才敏。每朝廷有一善政佳事，虽非瞻所建倡，百姓皆传相告曰：“葛侯之所为也。”是以美声溢誉，有过其实。
诸葛瞻是个才思敏捷的文人，不是合格的政治客，更不是合格将领。
但是，诸葛瞻誓死不降，战死绵竹，其忠贞之心可照日月，其人格为后人敬仰。
诸葛瞻
诸葛瞻，字思远，是三国蜀汉丞相诸葛亮的次子。建兴十二年（234），诸葛亮病逝于北伐途中。诸葛亮去世后，诸葛瞻继承了诸葛亮武乡侯的爵位。作为蜀汉二号人物诸葛亮的儿子，诸葛瞻在蜀汉的地位自然超然于一般人。他十七岁时就娶了公主为妻，并且官拜骑都尉。后来又逐渐升任尚书仆射、行都护卫将军，主持朝政。诸葛瞻虽然是诸葛亮的儿子，但是他的能力远逊于他的父亲，面对宦官黄皓擅权，他竟无动于衷，托病不出。另外他虽然知道应该停止北伐，修养生息，但是却没有阻挡当时一心想要继承诸葛亮北伐事业的大将军姜维。诸葛亮对他儿子的能力也十分了解，有一次他写信给诸葛谨说：“瞻今八岁，聪慧可爱，嫌其早成，恐不为重器耳”。
诸葛亮
景耀六年（263），魏国大将邓艾偷袭阴平成功，令蜀汉上下震动。蜀汉后主刘禅***取朝臣的建议，任用诸葛瞻为将，领兵对抗邓艾。不过，诸葛瞻率领张遵、黄崇等人督军却迁延不前，黄崇劝说诸葛瞻说，应该迅速进军，占领险要地形，阻止邓艾军队进入平原地区。但是，诸葛瞻却没有听从黄崇德正确意见。等到蜀汉的前锋被打败后，诸葛瞻退守绵竹关，据险防守，并向东吴求援。邓艾率领大军将绵竹关团团围住，并且派人向诸葛瞻劝降。诸葛瞻大怒，将邓艾使者斩杀。诸葛瞻在城中久等东吴救兵不来，决定率兵出城决一死战，最终战死阵中。诸葛瞻的儿子诸葛尚见父亲死于军中，也毅然驱马杀出，死于阵中。战后，邓艾有感于诸葛父子的忠烈，将他们父子合葬，现在绵竹还留有诸葛瞻父子的墓祠。
战术错误！这是一次遭遇战，邓艾军无退路，只能背水一战、拼死急进，遇神杀神，所以对他们来说遭遇战是在意料中，对诸葛军则显得太突然了，惊慌之下兵无必杀之意。在战术上，蜀军就应该以守为主，困住这支孤军，并骚扰袭击，再从心理上诱降、迫降，用反间计促降。
公元263年诸葛亮的儿子诸葛瞻在绵竹抵御邓艾，交战前诸葛瞻拒绝了邓艾的诱降，斩杀了使者，与邓艾背水一战，结果最后却兵败身死。论对蜀汉的忠诚度来说，诸葛瞻并不比他的父亲逊色，为蜀汉流尽了最后一滴血，与长子一起为国捐躯。但诸葛瞻交战前曾说道自己有三罪：内不能除黄皓这是其一；外不能制姜维这是其二；进军不能守国土这是其三。
“内不能除黄皓，外不能制姜维”最多只能算是隐患，那么诸葛瞻在守卫绵竹迎击邓艾的时犯得错误可以说是致命的，不仅他自己兵败身死，蜀国也因此而覆亡了。
邓艾在奇袭阴平后，诸葛瞻率领长子诸葛尚、尚书张遵（张飞的孙子）、尚书郎黄崇（黄权的儿子）等去迎击邓艾，到了涪县就停止进军。崇劝他占据险要的地势，不要放邓艾进入成都平原，诸葛瞻却不为所动错失战机，黄崇因此失声痛哭。
最后长驱直入的邓艾打败了诸葛瞻的前锋，诸葛瞻退守绵竹，最后绵竹失守，父子二人殉国。
诸葛瞻放着险要的地形不守，放弃了地利优势选择和邓艾进行平原决战可谓是失策，这个错误犯的太不应该了。邓艾孤军深入，又是从阴平小道偷入，如果诸葛瞻坚守险地，以逸待劳，和邓艾进行消耗战，挫伤邓艾军的锐气，最后等到魏军疲惫不堪的时候发起攻击，邓艾肯定有来无回。
可惜历史没有如果，我们这些事后诸葛亮无法代替当时的诸葛瞻做出正确的决定，虽然诸葛瞻对蜀汉灭亡负有一定的责任，但是他作为诸葛亮的儿子拒绝了邓艾的***厚禄（封琅琊王）选择了为蜀汉流尽最后一滴血。这样的忠诚无论过多久，依旧都会被人称赞，他的过失我们同样不能忽视，引以为戒。
庆历新政的背景 宋朝改革唐制，设立众多官员分管政、军、财各项权力，大大弱化了宰相和将军们的地位。 高度集权带来的后果，就是官员多贪恋权位，行政效率低下。各级官员结党营私，同气连枝，官僚机构庞大而臃肿，庸官冗员问题突出。这种等同于官僚世袭的制度，使“权贵之子，鲜离上国”。 另外，为了抵御北方强敌，宋朝常年保持庞大规模的军队。宋仁宗时，常备军队兵力已达到140万人之中，国家一年财政收入的八成都要用来养兵。 官员、军队数量的日益激增，严重制约了宋朝财政收入的增加，再加上每年对辽、西夏的岁贡，***日益入不敷出。 宋仁宗必须要解决这场危机。公元1043年，他任命范仲淹、富弼等人主持朝政，史称“庆历新政”。 改革中，凡是被发现不称职的，范仲淹一律革职。富弼曾说：“范六丈公则是一笔，焉知一家哭。”范仲淹答道“一家哭，何如一路哭耶！” 从庆历三年十月到庆历四年五月，朝廷连下数道法令，限制官员子弟当官的年龄与职位。但又对高级官员的子弟网开一面。
